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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志

 
 

迅速破产的“金庸去世”谣言是所有公共管理者的必读案例  

2010-12-07 10:13:47|  分类: 社会现象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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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扬子晚报》

本报评论员 李军

简单回顾

昨天晚间8点,新浪突然出现一条“金庸去世”的微博。与今年6月金庸首次“被去世”的谣言相比,这一次时间精确到分,还有听起来像模像样的医院,一时间这条微博被疯狂转发成千上万次,有媒体甚至迅速安排了悼念专刊版面,题目都已经拟好大哭江湖。

不过这条谣言的生命只有不到一小时,就被著名记者闾丘露薇微博宣布“死刑”(本报今日A33版)。

谣言到此为止,但思考不能到此为止。撇开对造谣者品德的唾弃,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集中了应对谣言正反经验的例子。短短的1小时不到,充分展示了一个完美的谣言形成、传播到灭亡的模型。

两大问题

第一个问题:为什么“金庸去世”这样蛊惑力很强的谣言,能在一小时不到的时间内迅速“自净”?为什么类似“周老虎”、“躲猫猫”、“喝水死”,包括最近几起重大事故的伤亡数字等等,在辟谣的过程中民间和官方都付出了大量的社会资源,最终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才澄清谣言,或者至今都无法把所谓的“谣言”涤荡干净?

第二个问题:为什么网络、微博一直就有人称之为“谣言的温床”,但这起谣言中,微博给我们留下的却是“辟谣先锋”的美好印象?

第一个问题的答案

任何谣言,都有产生传播破灭三个阶段。在更多的公共事件中,我们看到的是,谣言始终在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之间循环。

“权威失声”似乎是最容易提出的理由,但情况也最复杂。我们看到,在很多时间中,公权力并非没有站出来辟谣,如果他们的辟谣具有确凿的事实根据,那么谣言会直接破灭。而我们看到的辟谣却往往是简单的几个字:“传言不实”。为什么不实?哪里不实?语焉不详。这种“发声”,其实根本就是另一种意义上的、更高层次的“失声”。一边是“有鼻子有眼”的传言,另一边却是无骨头无肉的“传言不实”。在不需要别人指导我们思考的年代,你选择相信谁?“金庸去世”的谣言中,闾丘露薇的辟谣拿出了事实:一,金庸3天前还在公众场合出现;二,所谓“玛利亚医院”不存在。这才是基于事实的辟谣,令人信服。随即,博友们的辟谣也纷纷跟上,香港媒体人士说接通了金庸的电话,谣言中把金庸生日弄错,“玛利亚医院”还有传出过“陈冠希被黑道追杀、关之琳下体取乒乓球”谣言的“前科”……无一不是具体的“事实辟谣”。

另一个问题其实应该先讲,就是公权力是否有公信力?也就是你到底是不是真正的“权威”?

这本来不该是一个问题。但在“周老虎”、“躲猫猫”等事件后,却发酵成了大问题。我们在类似公共“真相”事件的纠缠中付出的巨大成本,其实都花在了一件事情上:修复公信力。既然是“修”,就要问是如何“坏掉”的。答案已经被“狼来了”的故事诠释入骨。在此需要特别提出的是,公权力倒也未必是本身“坏掉”了,而是行使它的“人”坏掉了。公权力的公信力丧失,归根到底是公权力中掺入了“私利”,这个东西可能是具体的“政绩”利益,也可能是“遮羞”的需要,更可能是责任者掩盖真相的罪恶需求。“私利”犹如一个负乘数,把公信力迅速扯向带负号的深渊。而在“金庸去世”事件中,由于微博这个话语空间里不存在上述私利,所以天然地避免了这一陷阱。

“拒绝求证”是另一个可怕的失误。出于天然“遮羞”倾向,部分公权人士是拒绝让公众一起参与“求证”的。在他们看来,民智未开:我告诉你是假的就行了,假在哪里我都懒得说!这是一个非常危险且荒谬的做法。说荒谬,是因为你把大家都当傻瓜,说危险,是因为这一点本来也只是“智商优越感”而已,却经常被某些人恶意应用来保护自己的私利,代价就是公信力进一步丧失。如是的恶性死循环。

“拒绝求证”更是失去了“钉死”谣言的机会。我们知道,谣言只能用谣言去证明。“上海大火”中有个经典的案例:据称出事公司老总和区领导有“夫妻关系”。由于某一阶段官方拒绝让人求证,结果此说传播甚广,直到现在还零星存在。而民间其实早已求证出此为谣言,方法很简单:老总和领导,都是男的。这么简单却迟迟不见官方采用,实在难以理解。

第二个问题的答案

第二个问题的答案远比上一个问题简单,却也比上一个问题更有示范意义:在一个开放的参与空间里,谣言没有生存土壤。

微博形成了一个容量巨大甚至无上限的公共话语空间。在这个空间里,所有人都可以平等地、以共同的地位和身份发布言论。在这个空间里,不可否认的是首先产生的会是大量的谣言。影响力小的谣言或许无人证伪,但也因为传播力太差而形不成危害。类似“金庸去世”这等重量级的谣言,在一个公共话语空间里,传播力是不可能差的。这也就在某些人心目中形成了“网络是谣言温床”的看法。

这个看法,并不能说是完全错的。但是,“金庸去世”的谣言从传播到破灭还不足一小时,也充分证明了网络具有无比强大的“自净”功能。“自净”的前提,就是尽可能多的参与,平等的参与。当话语空间中的所有人都有平等的摆事实讲道理的地位的时候,真相不出来都不行。所谓“真理越辩越明”,就是这个道理。在“金庸去世”的事件中,甚至造谣源头直接的当事人都无处可遁。

我们要相信,大多数人是理性的,追求真相的。在公共话语空间中,造谣者是被唾弃的。只要大部分人都能参与,邪是压不过正的。事实也是如此。已经有人在微博上提出,所有造谣、传播谣言的人,都应该被取消认证身份,或者加上一个额外的“曾参与造谣”的标记。这已经是一种自觉的“自治”,在这样的压力下,造谣者在谣言传出后会如芒刺在背般惶惶不可终日。

有人在总结这起谣言事件时说,怀疑谣言制造者是故意做一场“微博辟谣实验”,所以才在原始谣言中留下了破绽。如果这是真的话,这个实验的动机我们表示反对,但实验的结果却是让人鼓舞的:原来击碎谣言,消除误解,根本不需要过大的成本,根本不需要旷日持久的对峙,只需要放开空间,让大家公开地去说!

微博在我们这里,还只有一年的历史,但就这短短的一年,它已经自我完成了巨大的理性发展,完整地具备了“自净+自治”的功能。而“自净+自治”,最终的结果是邪不胜正,是提高了谣言辨别的水平,是提高了网民的公民素质,是减少了公共管理的成本。我们孜孜以求的公民社会,不就是这样的模型吗?网络上的这一次试点,对现实社会,不也是一种巨大的启示吗?

阳光语言权下,不到一小时就破产的“金庸去世”谣言,是现实公共管理者的一个可遇不可求的管理样本,值得放在案头好好研究,值得在今后发生的每一起“真相”事件中,作为处理范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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